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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迎接汉献帝安居许昌，就取得“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蓄士马以讨不听”的特殊资格。打着皇帝这面旗帜，不仅受到封建士大夫拥戴，也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。

他挟有政治优势，更兼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，从公元192年——208年的17年中，曹操陆续剪灭了军阀韩遂、马超、陶谦、吕布、袁术、袁绍、袁谭、袁尚、袁熙、刘琮等，平定了乌桓叛乱，使黄河流域亦即全国三分之二富庶地区得以统一，仅留下东南六郡的孙权，益州的刘璋，汉中张鲁和四处流窜的刘备四支军阀。

当时曹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汉献帝不过是一具傀儡，是图章皇帝，然而曹操并没有黄袍加身，代汉自立。

这不是曹操对汉室心存耿耿忠贞，是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取代。所谓的政治形势不是别的，是封建士大夫和民众的皇室情结。东汉王朝虽在黄巾大起义后已名存实亡，但依然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皇室情结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，始终阻止着正常的改朝换代。

更加之汉献帝虽年幼无知，却不是暴戾专横、作恶多端的独夫民贼，社会方方面面对他还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；独当一面的异姓带兵将领，虽然都是曹操一手培植提拔或者收服笼络的可靠将领，但在长期征战过程中，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实力派人物，很难保证在东汉王朝和曹氏集团二选一时候站在哪一面，所以曹操不敢轻举妄动，不愿因称帝引起内乱，引起战争。

公元210年12月，曹操曾说过：“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意望已过。”以此表明没有觊觎之心。这不是曹操的真心话，权臣和皇帝之间诡谲多变的微妙关系，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危险平衡，牵动一发就可能造成宫廷地震，两者都不会君明臣忠的泰然处之，以曹操之明，他当然看到其中的风涌雷动。之所以还要这样说，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，而是在麻痹别人，增加自身的安全系数。

公元220年，孙权上书称臣时，同时劝曹操称帝，曹操看罢来信后骂道：“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耶！”这不仅是曹操对孙权捧杀的警惕，也是对代汉而立的政治风险的评估。当时夏侯惇、陈群、桓阶等认为，曹操南征北战30多年，功勋卓著，羽翼丰满，人心归附，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应顺从天理民心，黄袍加身，代汉自立。

曹操知道自己的来日已经不多，宁可将阻力估计得高些大些，也不能将阻力估计得小些低些，不愿意天亮时尿在床上，那时会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上天不会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他也没时间改过重来，故而委婉谢辞道：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”

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24年，南征北战得来的整个北方，同东汉王朝的江山社稷没有瓜葛，汉献帝不过是曹操委托的保管员而已；套一句现代经济术语，整个北方的疆域，是戴着公有制红帽子的私人企业，曹操才是企业的法人代表。

即令如此，曹操也不敢贸然的黄袍加身，说明由臣位荡向君位的秋千摆动，是一个极其复杂漫长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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